,用意大利语说了几句简洁的话,先是很客气,后来很冷淡。我希望彼得罗的感觉是对的:我现在的语气越来越像阿黛尔了,在我没有觉察到的情况下,我在模仿她为人处世的方法。我决定搞清楚,我能不能按照我说的那样,继续下一步。在给布鲁诺打电话威胁他时,我并没有很激动,因为他一直都是那个在琪塔拉沙滩上试图亲吻我的乏味男生,但我给《团结报》的编辑打电话时,却非常紧张。电话接通时,我希望那边的人听不到我母亲用方言对着埃莉莎叫喊的声音。我对接线员说,我是埃莱娜·格雷科。我还没有对她说我找谁,那女人就大声问:“是女作家埃莱娜·格雷科?”她读过我的书,热情地恭维了我。我对她表示感谢,我感到很愉快,也很强大。我跟她说,我想写一篇文章,是关于那不勒斯郊外的一家小工厂,我对她说了阿黛尔给我推荐的那个编辑的名字。那个接线员又恭维了我,用工作的正式语气对我说:您等一下。过了一分钟,一个沙哑的男声,用开玩笑的语气问我:“从什么时候开始,那些搞文学的人愿意为这些工人计件、轮班还有加班浪费自己的笔墨?这些事儿都很乏味,尤其是成功的女作家,都尽量离这些事儿远远的。”
“是什么领域的?”他问我,“建筑、港口还是矿井?”
“是一家香
藏书网肠厂,”我小声说,“规模不大。”
那个男人依然在用开玩笑的语气说:
“这很好,你不用解释了。这份报纸曾经用了大半页版面,大张旗鼓地赞美了您,埃莱娜·格雷科女士,假如您决定写关于香肠的事儿,那我们这些可怜的编辑还能说,我们不感兴趣?三十行够了吗?太少了吗?那我们就增多一点,六十行吧。您写完了,我们怎么操作?是您亲自送过来,还是向我口述?”
我马上就动笔写那篇文章了,我要把莉拉写的那几页缩减成六十行的文章,出于对她的爱,我想写得好一些。但是,我没有任何写报道的经验,除了我在十五岁时,曾经尝试过给尼诺主编的报纸写一篇关于我和宗教老师冲突的文章,但结果很糟糕。我不知道为什么,可能因为那件事情的记忆让事情变得很复杂,或者是那个编辑的讽刺语气还在我耳边回响,尤其是在电话的最后,他让我向我婆婆问好。我用了很长时间来写那篇文章,改了又改,非常认真。但当我写完时,我还是觉得很不满意,我没有把文章送到报社去,我要先和莉拉商量一下。我想,这是一件需要一起决定的事,我明天再去交稿吧。
第二天,我去找莉拉,我觉得她的状态特别差。她嘟囔着说,我不在的时候,有些东西趁机冒了出来,折磨着她和詹纳罗。她发现我很忧虑,就做出一副开玩笑的样子,说那些都是骗人的话,她只是希望我和她多待一会儿。我们谈了很多,我让她平静下来,但我没让她看那篇文章。让我下不了决心的是,假如《团结报》没有采纳我的稿件,那我就不得不告诉莉拉:编辑认为那篇文章写得不好,我会觉得很没有面子。晚上,阿黛尔的电话给我了很大的勇气,我变得乐观起来了,促使我做了决定。她已经和她丈夫,还有马丽娅罗莎谈了这件事情。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,他们动员了所有关系:医学界的大腕、熟悉工会的社会党教授,还有一个天主教民主党的人士,她说那人有点蠢,但是个好人,是劳动者权益方面的专家。结果在第二天,她为我约了那不勒斯最好的心脏病专家——一个朋友的朋友,我不用付任何钱,而且,检查员会很快去索卡沃的工厂检查。为了要回莉拉的钱,我可以去找马丽娅罗莎的那个律师朋友,就是彼得罗跟我提到过的那个人,他是一个年轻的社会党律师,他在尼古拉爱茉莉广场上有一间事务所,她已经问好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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