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布犁稍微思考了一会才开口道:
“陛下,有没有可能民间用于交易的商品数量总是有限的,因此朝廷可以用来征税的也极为有限。
到了一定程度,商人无利可图,做生意的人少了,商税没有丝毫减少。
南宋就只能进一步的增加两税制的附加税,国土面积小,军事压力大,中央屡屡向地方征调赋税。
地方官府不得不以附加税等各种苛捐杂税向百姓征敛,再加上地方官贪腐,征敛的更凶。
民生凋敝之下,南宋无力应对外来武力,最终崩溃。
正如唐太宗所言,割股啖腹,腹饱身毙。”
就算大宋的商业再发达,它也是农业社会,没那么多的经济剩余。
哪有太多的税给你收,盘子就那么大点。
权贵们吃的盆满钵满,剩下的才是小民所分,一旦权贵没吃到盆满钵满,留下来给小民的份额就更少了。
南宋如何能维持住基本盘不崩?
王布犁的话倒是让朱元璋若有所思,那南明没有存续下去,也是有这个缘故喽?
朱标是有些理解的,因为他的老师们曾经教导过他。
在“商鞅变法”之后,王朝虽然以君权为核心、以土地为支撑点而建立,但它毕竟承认君主应该“为天下人位天下”“为天下治天下”的制度理想。
要是没有这一点,那政权就没有正义支持,也无法绵延不倒。
哪像元朝一样,从建立之初到灭亡都是以掠夺为根本。
成吉思汗的名言是:“天下土地宽广,全靠自己去占,掠夺别人的一切,才是男人最大的快乐。”
即使到了政权相对稳定的窝阔台时期,他也曾认为中原地区的汉人得来无用,考虑杀光,以便让草木生长,把地用来放牧。
不过大臣耶律楚材劝他保留汉人从事生产,然后向他们征税,这样一年至少可以得银五十万两、绢八万匹、粟四十万石,远远胜过掠夺或者放牧。
于是,蒙古政权在中原地区开始建立征税制度。
一年之后,窝阔台高兴地对耶律楚材说,要不是你的建议,我怎么能得到这么多钱
所欲大元与中国历代传统政治有着很大的不同。
大元开国初的数个财政大臣,几乎都是来自中亚的商人,并无治国经验,各行省财政官员,常常任用那些号称能带来更多收入的人。
忽必烈时期,姚文龙声称可以从江南地区获得2500万两银子的财赋,于是被任命为江西宣慰使。
总之,就是谁能给朕搞来更多的钱。
朕就用谁当官。
大元对于治国的制度也就那样,很是粗糙,反正自古以来放牧那就是粗犷管理。
蒙古的皇帝很是不懂“坐寇—流寇”的区别。
靠征税的“坐寇”比靠劫掠的“流寇”能获得更多的收入。
朱元璋打出一张牌,瞧着王布犁道:
“朕就是鉴于宋元的教训,知道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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