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0岁,听说又是大学毕业生,在多部影片拍摄中担任过场记,但却是个和善可亲的人。旧时的电影界等级森严,厂方权势人物、大导演、大演员可以作威作福,底层的小人物只能唯唯诺诺,忍气吞声讨一口饭吃。
大霞非同一般,对上不卑不亢,对下亲切和蔼,连最下层的场工也敢叫她“大霞”。
在中电三厂里混事,男的必是西装革履,女的全是旗袍烫发高跟鞋,似乎是影界风尚。而大霞总是穿一件洗得掉了色儿的兰布大褂,穿一双布鞋,还留着显得年轻的短发,总显得与众不同。我父亲的身份是场记学徒,而老师就是大霞。大霞像大姐姐一样指导关心着初入此行的我父亲。场记份内的事务,几乎是大霞一样一样手把手地教,我父亲做错了她不是呵斥,而是耐心反复地指正,直到弄懂弄熟了为止。有这样姐姐一样的老师,我父亲又不差悟性,约半年后就走上了场记的岗位。
在中电三厂工作期间,我父亲还结交了两个知音,一位叫陈方万一位叫李汤,他俩都是1947年考入中电三厂的年轻演员。说是演员,其实也在当时电影界的底层。在官僚资本垄断一切的现实中,小演员们只不过是场景中的活动道具而已。
一般情况下求爷爷告奶奶之后,给你一个扫边儿的小角色吧,还得时时对大导演、大明星诚惶诚恐地小心待候着呢。那时陈方万、李汤与我父亲同样年轻,同在电影界底层,而且均属于文艺青年,故而惺惺惜惺惺,相互帮衬,很快成为朋友。陈方万聪明活泼,待人和气,而李汤文静腼腆,老成持重,我父亲因为在早年间已发表过文学作品有点文艺范儿,所以三个人在厂内交往甚密。那时中电三厂内也充满着斗争,有兄弟姐妹相助日子会舒坦一点儿。
解放后,陈方万成为着名导演,而李汤成为着名演员那都是当时做梦也想不到的事。
他们三兄弟有一个共同敬重的人,那就是大霞。大霞的影响和威望绝不是职务和地位决定的,而是人格、思想与作派。有一次,我父亲和陈方万闲话大霞在片场的调度有方,陈方万说:“大霞有导演的水平。”
我父亲回道:“何止啊。要让大霞管中电三厂,恐怕中国电影更有希望。”
那时候,他们谁也不知道,大霞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。
我父亲对大霞心存感恩和真正认识,缘于在拍摄现场的一件小事。
能进入中电三厂,能在片场当个场记学徒,能遇到大霞这样年轻的师傅,我父亲已经十分知足了,只想学点真本事。其实那个时代电影厂的场记只是个片场的工具,地位低下,被人俗称为“打板的”。
场记的主要职责就是拍摄准备妥当后,手举一个写有当日所拍镜头编号的木板,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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