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地捞钱,在这过程中不可避免发生塌陷导致道路、耕地、农舍等等受损,由此产生一系列费用……”
“搬迁补偿费、公益设施费、青苗补偿费、集体组织公共用房和设备的拆迁安装费、原老庄盘土地、土地复垦费等等。”一年多时间方晟对涉及矿区管理已颇为了解。
“余智良是矿区与农村结合部出身,对农民还是比较体恤,觉得赚这么多钱该赔就得赔不然人家过不下去;戴计田则是一毛不拔,凡自己承包矿井发生的塌陷事故一概不认账,找出一大堆理由拒绝赔偿顶多由村委会或矿区给点钱了事。由此几回,余智良觉得良心过不去,正好五年前又发生一起严重塌陷导致两个农民当场死亡,事关人命戴计田更不肯承担责任,余智良实在看不下去便发生激烈争执继而被踢出矿井。”
“从此踏上漫漫举报路?”
何超道:“余智良拿着举报材料一直告到省里,起初戴计田对老同学还是网开一面,派人把他带回铜岭后好言好语相劝,主动表示出笔钱让他到省城做生意从此不过问铜矿的事。余智良坚决不从,如此好几趟让戴计田失去耐心,罪名把他抓起来只关不审拖到现在。”
方晟默然良久,问道:“哥哥余智勇仍是矿工?”
“矿区行管人员,前几年沾余智良的光做了个小头目,后来实际上靠边站就等办退休手续。每次上面有人来矿区,或者象市纪委、振兴领导小组调研组到铜岭,余智勇都是重点被盯防对象,根本没机会靠近。这回还是靠着矿区里的一班老兄弟掩护,提前化装成矿工躲在车间里碰运气。”
“余智勇手里有确凿可靠的证据么?”
何超谨慎地说:“余智勇自己说有,但谁知道呢?上访、举报人员都号称掌握足以把对方送进监狱的材料,有时看下来不是那回事。他看出我有疑虑,给我看了手机里一张照片——几十根金条排列得整整齐齐都有编号;一段录音,余智良送这批金条去戴计田家两人对话的全过程,其中余智良特意点明编号!类似证据,余智勇说还有很多!”
“用心良苦了,这可以算作直接证据。”方晟道。
专注开车的鱼小婷冷不丁道:“明天我去找余智勇。”
“不行,”何超道,“余智勇不相信任何人,除非把材料亲手交给方市长或詹书计,这是余智勇的原话。这几年戴计田始终担心余智良偷藏了一批不利自己的证据,挖空心思想骗出来,余智勇好几次险些上当。”
方晟思考了两三分钟——提拔到正厅以及副部后,他说话的节奏更慢,思考的时间更长,尤其私底下说话不再象在黄海、江业时蹦豆子似的,快得让人反应不过来。
与此相对应的是,以前眼神里令人战栗的锋芒和锐利逐渐内敛,取而代之是大领导们惯有的亲切、和蔼、睿智。
做大领导须得有静气,也不能随便表态,想什么必须在心里斟酌几个来回,说出口已经磨砺得没了棱角。
“今天戴计田在矿区的表现,你们都看到了,想顺利做好矿区下岗工人的思想工作,恐怕还真离不开他。”方晟道。
何超道:“跟余智勇谈话时我也想拖段时间,等压降产能行动过去后由振兴领导小组调研组上门接触,但余智勇说这回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,人多嘴杂事后难免不会传出去,所以过两天就离开铜岭去外省随便做点小生意,隐姓埋名供养好弟弟正在京都读研的孩子,不再回来了。”
“是这样啊……”
方晟仰头倚在靠垫上,陷入了深深沉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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