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其类似的还有后来的唐太宗。
所以除了寥寥几人之外，其他颁布罪己诏的几乎都没多大效果。
其二，在罪己诏刚出现的头几次，对天下臣民来说，还是有些新鲜感的，他们能感受到皇帝的真心诚意，可再一再二不再三，同一招用多了就不灵了。
最关键的是第三个因素，在天人感应大行其道之前，灾异之事并没有完全与皇帝绑定。
那时皇帝下罪己诏，哪怕说如今有天灾了，是朕没有管理好天下所致，天下人也不会真认为是这样。
反而在天下人看来，这是皇帝有担当的一种表现，哪怕皇帝真有错，可只要能承认过失，改正错误，依然不失为贤明之君。
正所谓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，身份尊贵的天子都认错改错了，老百姓能有不原谅的道理吗？
而当罪己诏与天人学说牵连到一起之后，不论灾异也好，还是皇帝过失也好，就不仅仅是天子的担当和德行问题了，而变成了对皇帝身份合法合理性的质疑。
此时的罪己诏已经变了性质。
百姓会想：如今天下有了灾异，是因为上天在警示天下，皇帝犯了错，这皇帝的作为连上天都看不过去了，严重到需要以灾异来示警的程度，这皇帝是不是不称职了？
而更不巧的是，皇帝恰巧发了罪己诏，承认这的确是自己的过失。
那么这罪己诏除了真让天下百姓觉得皇帝有罪，甚至质疑皇帝的合格性之外，对皇帝还能有什么益处吗？
可惜的是，很多皇帝并没有这种觉悟，也没有自知之明。
所以才有汉宣帝之后两百多年时间，汉朝皇帝的罪己诏累计颁布五十余次之多。
这简直不可思议，皇帝每发一次罪己诏，其实就相当于其权威被削弱一次。
可以想象仅仅因为灾异之事，就削去了多少大汉皇帝的威望。
虽然朝廷也想了个折中的办法，将灾异与三公之位联系起来，只要出现灾异，就罢免三公。
可这方法并没有有效地消除灾异对皇权的侵蚀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三公不过是替天子受过而已。
而一旦出现重大灾异，皇帝依然得下罪己诏安抚民心。
刘宏觉得，那些本来就没多少权威的皇帝颁发罪己诏，简直和饮鸩止渴没什么区别。
不幸的是，他去年年底躺在病榻上，还被迫喝了一次这种“鸩毒”！
这让本就有些多想的刘宏更是反感所谓的天人感应。
而且，刘宏还想到，这天人学说除了对皇帝不利之外，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危害——
由于谶纬本就是人为制作的，很容易被一些人利用，为某些势力造反、改朝换代提供理论依据和政治借口。
毕竟光武帝就是最成功的榜样，后世袁术称帝、魏代汉、晋代魏都是这么操作的，连黄巾叛乱也是如此。
想当初，董仲舒提出“皇权天授，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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