肖远航其实根本不知道“和平演变”这个名词产生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,是由美国议员杜勒斯、凯南提出的,还以为是苏联解体后才从理论上产生的。而伟大的**主席在50年代末就敏锐的发现了这一问题。看着徐文博的文章心里不由得汗颜万分,从徐文博对这篇理论文章下的功夫看。显然他对此是极为重视,要做一件事情就要做足功课,这是一个成熟政治家的表现。
50年代后期,**最先觉察到了帝国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“和平演变”战略的危险。1959年11月,他讲到:杜勒斯所说的和平转变,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,搞颠覆活动,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。而杜勒斯搞和平演变,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。1964年1月,他公开揭露美帝国主义“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‘和平演变’政策,实行资本主义复辟”。同年6月,他进一步指出:帝国主义说,对于我们的第一代、第二代没有希望,第三代、第四代怎么样,有希望。帝国主义的话灵不灵?我不希望它灵,但也可能灵。
**认为在什么情况下帝国主义的这种图谋有可能得逞呢?他说:“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,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,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,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,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,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”。为了避免发生这种历史性的悲剧,**和他的战友们在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,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思想。
徐文博文章的布局很巧妙,由新中国的缔造者**主席对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论述中,引到了苏联的身上,接着开始论述苏联现在的形势,他说,**主席就曾敏锐地指出:“在苏联的干部队伍中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阶层的。“他们有权、有势、有钱,特殊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一般干部。”他们成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。赫鲁晓夫提出的系统化的错误观点,就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的。他认为,这类问题在中国也存在,好在“我们正在开始认识,并着手解决。”
徐文博在文章中提到:赫鲁晓夫时期,他领导的苏联同样寄希望于“和平演变”,提出了西方国家可以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”的理论,为此,**给予赫鲁晓夫以有力的反驳,从此中苏就意识形态问题发生矛盾和争论,中国称苏联变成了“修正主义”,最后中苏决裂。
徐文博在文章中最后写到:**主席认为,处于执政地位的我们的党和干部,为了防止自己脱离群众直至蜕化变质,除了应当坚持**的理想信念、严于律己以外,还必须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。他说,“主要监督**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”;同时还有民主党派。“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,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”,所以“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”。这些主张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
徐文博从此奠定徐家第二代领军人物的政治地位,徐家的政治资源从此全力向他身上倾斜,他的从政之路自此进入了快车道,春节过后他便再进一步,但这是后话了。(未完待续…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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