统的“重农轻商”逻辑,面临的真正问题,始终是:农民想,且非常想,且主动想改稻为桑,但是朝廷得先办法逼着农民不准改稻为桑,不准种烟草、乃至于不要种罂粟。
农民又不是傻子,需要朝廷来告诉,其实种经济作物更赚钱?
恰恰相反,很多人把农民当成了傻子,所以才会产生农民是傻子,所以不知道种植经济作物的错觉——相反,现实是,农民不是傻子,不用高高在上者来“指导”,农民会自发地选择种植经济作物。反而,是政府从来都是得想办法,让农民不要种植经济作物,而是去在这个“全世界亩产150斤就算高产”的时代,种粮食。
显然,太子,连最基本的“重农轻商”的逻辑内核,都没弄明白。指望着他来搞改革,那完全没戏。
如李欗和刘玉说的,后来人、后来事。
在这个变革的时代,一切都在发生改变。后来的人,才能根据后来的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现实情况,用基本的哪怕可能是歪了的错误的方法论,拿出一个符合“道”的手段,而不是照抄“术”。
刘玉给李欗讲的那个故事,是拿三的比喻。
把大气蒸腾作用,比作税收。
国家政权,要代天行雨。
让雨,降到需要的地方,而不要旱的旱死、涝的涝死,最终蒸腾和降雨循环崩溃。
这一点,李欗是认可的。
而下一个,说靠投资移民,再从垦殖上征税得利反哺移民迁徙的说法,这就又是个“刻舟求剑”、“东施效颦”的问题了。
显然,李欗一听就觉察出了问题,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,这一套只能假定在中原河南江汉等地,还有几十亿亩未开垦的土地的前提下,才是说得通的。
而大顺的实际情况,是可以垦殖的几十亿亩土地,在扶桑和南大洋。
于是,这一套以垦殖增值的思路,并不适用于大顺。
而只能反过来。
并不把垦殖作为一种可以自循环增值的方法,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工商业的“边角料”。
很多理论要结合实际,具体情况,具体分析,不要把“道”,搞成本本化的照抄的“术”。
哪怕说这圣西门主义、波拿巴主义,本身是有问题的。但即便是这些有问题的玩意儿,也不需要结合现实,中国化。
取其核,而不摹其皮。
大顺的问题,最怕的就是刻舟求剑和东施效颦。
比如英国圈地运动,必须要明白,圈地运动的三大利、三小利:
三大利:排他性土地所有权的确定、工商业发展所需的被剥离了生产资料的人口、农业革命的粮食增产又是工商业发展的基础。
三小利:方便征税、在呢绒大战中保障了原材料充足、资本在乡绅那开始积累从而方便投资国债和工商业。
于此时的大顺,这三大利、三小利,全都屁用没有。
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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