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打天下的本事,坐天下他们可不在行。”
朱翊钧道,
“哦?怎么个不在行啊?”
张诚道,
“蒙古人进了中原,坐了大宋的天下,一样当了地主、豪强,甚至比原来的宋人地主还坏、还不可收拾。”
“他们仗着自己是蒙古人互相勾结,仗着蒙古人定下的法律不会重惩蒙古人就肆无忌惮。”
“他们入了中原没几年就丢了弓马骑射的功夫,成天只会享乐,奢靡成风,再加上没有赚钱种粮的本事,只能用蒙古人的身份兼并土地,把持地方漕运。”
“这些蒙古豪强还往往会与地方漕运官吏结交,剥削曹工漕民无所不用其极,漕运官吏也与这些豪强互为表里,对运河中的往来船只上下其手,横征暴敛以中饱私囊。”
“而这些豪强在地方上又有极大的影响力,即使丞相伯颜位高权重,也无法制止他们在地方散播流言,利用各种渠道影响朝廷决策。”
朱翊钧觉得张诚的说辞有些模棱两可,不禁追问道,
“这却是奇了,终蒙元一朝几乎无有海禁,蒙古人既然能把控漕运,那同样也能掌控海运,他们又为何如此钟情于漕运呢?”
张诚回道,
“皇爷或许有所不知,这海运的官吏只有三种人,一是海关税侩,二是通州仓胥,三是屯丁水手,再多也寻不出另外的名目来安置。”
“而漕运内河流经多地,所涉大小官吏远不止这三种人。”
“据奴婢所知,每年从大运河运送四百万石漕米进京的过程中,加上所谓的“浮耗”,途径的八省份大小官员无不利用自身权力从中渔利。”
“这一船漕米进京,沿途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,譬如过闸过淮费、催儹费、剥浅费、屯官费、仓储费,名目繁多,数不胜数。”
“且这些费用既不用地方政府承担,也不会归入朝廷财政,理所当然地便成了沿途收费者源源不绝的岁入来源。”
“这些费用还按照职位、权力的大小层层分配,只要一人有心、有本事收费,则一省大小官吏自上而下无不利益均沾。”
“因此在忽必烈看来,漕运关乎的是国计,而在蒙古官吏、豪强看来,漕运却是自己的衣食父母。”
朱翊钧道,
“难怪蒙元朝局摇摇欲坠之时,妥欢帖木儿竟还会拨出巨款开凿新河,他或许是听信了底下官吏的奏报,这才不惜工本地遣贾鲁为总治河防使罢。”
张诚点头道,
“贾鲁并非无能,只是治河一事,从来牵扯甚广,据说蒙元时,有些地方官员甚至不惜以制造水灾为名,欺诈朝廷投入巨额治水资金。”
“这些官吏一面借口治理黄河水患,大肆侵吞朝廷的财政拨款,一方面利用修筑河堤大坝为名,向上级索要修缮经费。”
“蒙古人治水并非不用心,可每年五、六百万两的工程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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