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白县;二是由泉州经南澳岛传入泉州;三是由陈振龙从菲律宾携薯种到福州;四是从印度缅甸传入云南。
后世公认的、诸多番薯引进路线中影响最大的一条,其实是福建长乐陈振龙家族的那一条。
万历二十一年时,陈振龙之子陈经纶为帮助家乡度过灾荒,特意将番薯种子献给福建巡抚金学曾,在金学曾的支持下,番薯从长乐开始迅速向全国传播。
现在朱翊钧试图将番薯试验田的时间线提前五年,将番薯的推广从历史上的福建转到云南。
云南引进番薯其实比福建的陈振龙家族更早。
早到葡萄牙人开始大航海的时候,他们就已经把番薯带到非洲沿海诸地、印度西岸的要港果阿以及印尼的部分岛屿群。
最早在嘉靖年间的《大理府志》以及万历四年的《云南通志》中,甘薯就已经被滇西的六个州府列为当地物产。
因此朱翊钧的讲话是有据可查的,即使申时行再往下追问,他也能举出云南临安、姚安、景东、顺宁四府种植番薯的事迹。
既然玉米和红薯最先传到的都是云南,不妨就先从云南试验起来。
关于“试验田”,朱翊钧也是从历史中总结出的教训。
他知道按照晚明的农业条件,即使是推广现代的杂交水稻,也绝不可能一步到位。
朱翊钧是相当有自知之明的,他两辈子都没种过一次地,如果真要推广种植番薯,一定要结合晚明实际的耕地经验,而不是根据前世学来的知识纸上谈兵。
而且明末主张推广番薯种植的名人实际真不算少,除了陈振龙、金学曾外,其他譬如叶向高、何乔远、谢肇淛、周亮工,各地关心农事的学者如徐光启、王象晋都努力传播过番薯种植,并著有相关文章。
但是万历年间就传入的番薯和玉米,在清朝之前,始终没能在全国实现真正地普遍种植。
朱翊钧觉得这其中起码有两个原因。
一是这两种作物的食用口感确实不如大米和面粉,特别是红薯食用之后有胀气、泛酸等不良反应,因此百姓的种植积极性不高。
而到崇祯年间,全球进入小冰期,再在全国范围内,特别是最严重的陕西地区推广种植玉米和红薯,从时间上来说已经来不及挽救大明了。
二是因为这两种作物的经济价值实在不高,明末土地兼并严重,加上南方由开海之后带来的商品经济利益,大地主们普遍乐于种植经济价值更高的茶叶、烟草,或者养殖桑蚕。
而作为底层农民救命之物的红薯和玉米就被大地主们弃如敝履,即使有所种植,也是浅尝辄止,绝不会因为要挽救底层农民的性命而放弃经济作物所带来的利益。
这一点从徐光启的《农政全书》和《甘薯疏》中就可以看出,徐光启所撰《甘薯疏》,是源自他亲自试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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